熟悉的陌生人：认识和改善城市（生活）新视角

2021

NO.5

新

刊

本文为《城乡规划》2021年

期刊以飨读者的第 53 篇论文

摘要

与乡村相比，城市的重要特征是匿名性，这个匿名性是人们对城市里形形色色的人的感受的重要组成。熟悉的陌生人及其背后的人际（接触）网络，是匿名性的一种重要体现，它与城乡规划者关注的空间结构、建成环境、个人特征、人口分布、交通网络、城市创新、居住隔离、公共卫生等对象或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

通过认识、理解并利用好匿名性、熟悉的陌生人、相关人际（接触）网络等，即使是在空间结构、物质环境等不变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更好地改善人们在城市里的感受，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促进科技创新，提高社区安全和公共卫生管理水平。

作者

周江评  中国香港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与设计系副教授，城市规划硕士项目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的面貌日新月异。对于很多人而言，对“日新月异”的变化最大、最直接的感受是路多了、宽了，大楼多了、高了，住房新了、大了，商品多了、全了，这些物质方面的东西。这些当然重要。与它们同等重要的是，普通老百姓在城市生活里切身的幸福感、获得感这些非物质方面的感受。

换言之，我们的城市不但要在物质形态规划、建设和管理上下足功夫，也要时刻关注老百姓的内心感受、心理需求，两者缺一不可，且相辅相成。从这个认识角度出发，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进入下半程时，城乡规划对人的研究和认知，特别是关于其相互关系、内心感受、心理需求等的认知，就存在很大的改善空间。例如，既有的城乡规划也关注人，但更多的是关注人口总量、分布、构成以及相应的物质基础设施的安排方面。

在本文中，笔者提出几个基本观点：一是与乡村比较，城市的重要特征是匿名性，匿名性是人们对城市里形形色色的人的感受的重要组成；二是熟悉的陌生人是匿名性的一种重要体现，它和城乡规划者关注的空间结构、建成环境、个人特征、人口分布、交通网络、城市创新、居住隔离、公共卫生等对象或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三是即使空间结构、物质环境、交通网络等不变，通过认识、理解和利用好匿名性、熟悉的陌生人等，我们也可以更好地改善人们在城市里的感受，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促进科技创新，提高社区安全和公共卫生管理水平。

01

城市的匿名性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化，越来越多的人几乎或完全丧失了乡村生活的经验。这些人对于城市的匿名性，已经习以为常。城市匿名性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一栋居民楼里互不相识的邻居；再如大街上插肩而过的路人，还有菜场里的小商、小贩等。对从前的乡村居民而言，这种匿名性往往是不可想象的—在一个乡村里生活的人们，相互认识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因此，很多从乡村乃至中小城市来到大城市的人们，对于大城市的生活并不习惯，甚至是排斥的。这些人习惯了村庄里熟悉的乡里乡亲，习惯了出门相互之间的亲切问候，习惯了家长里短的熟人社会。

我们的城市不只是为没有乡村生活经验的城市人打造相应的生活环境，也要为怀念熟人社会的人们，那么研究城市的匿名性、研究熟人社会、研究其如何影响人们对于城市的感受，以及如何利用好匿名性及其影响，进而改善人们的有关感受，都是不可忽略的重要课题。

02

城市（规划）与熟悉的陌生人

熟悉的陌生人是城市匿名性的一个重要体现。如果我们把城市里人们碰到、听到或者看到的陌生人作为一个总集，那么熟悉的陌生人就是这个总集里的一个子集。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米尔格兰姆（Milgram）针对熟悉的陌生人，给出过可能是学术上最早的定义。他指出，“熟悉的陌生人” 是那些人们在现实生活里碰到、观察但彼此没有交互的人。这些交互，可以是相互的问候，也可以是相互的帮忙等。对他而言，在日常搭乘市郊铁路的过程中就会遇到很多熟悉的陌生人。日积月累，他把这些人当作上班路上日常环境和景色的一部分。因此，这些人对他而言虽然陌生，但并非毫无意义。如果有一天，这些人不再出现，环境和景色就发生了变化，那么搭乘体验就不一样了。类似的，在我们居住的小区，如果平白无故地多了几个生人面孔，我们心里会泛起嘀咕。如果是生人被摄像头拍到侵入小区，乃至实施盗窃、入室抢劫等行为后逃逸，那么我们可能将严重怀疑小区管理的某方面出了大问题。

换言之，即使是一模一样的建成环境、设施配给和服务品质，但因为熟人、非熟人（包含熟悉的陌生人）的存在或不存在，以及存在的时刻、地点或数量，都可能深刻地影响我们的心理感受。甚至于曾经相亲相爱的男女，如果分手了，也会因为忌惮熟悉的环境、熟悉的人群（包含熟悉的陌生人）触碰到内心柔软的部分，而想方设法地远离留下了太多共同记忆的城市、社区或人群。

对于城乡规划者而言，“熟悉的陌生人”在一些典型的专业案例中被零星地提及过。如盖尔（Gehl）就认为，那些公共空间中眼熟但匿名的侍者、市民，其实就代表着熟悉的陌生人存在的一种前置条件。这种前置条件是更复杂、更有意义的社会交互场所，是互助、合作、创新等行为发生所不可或缺的。而不同类型的社会交互，则是健康和快乐社区、舒心生活必不可少的要素。

比如说，如果在自己居住的小区里已经有其他父母陪着小孩玩，很多父母会放心地让自己的小孩跟着别的小孩一起玩。很多父母之间也许不会打招呼，但会“认识”彼此的小孩，当有陌生人出现时，会主动看管和照顾好所有的小孩。当然，很多父母之间的关系也会进一步发展，因为相互帮助看管和照顾小孩而从熟悉的陌生人变成了熟人。这就是吉尔所说的前置条件、社会交互。

与吉尔的理论类似，美国作家雅各布（Jacob）提到过“街道眼”的概念，指出街头小店（老板）的社会功能。所谓的“街道眼”其实可以看作是由熟悉的陌生人衍生出来的一种“自我防卫”机制。因为居民间彼此熟悉（甚至可以只是熟悉的陌生人），邻里相互照应，相当于不同的时段都在实施社区的人为管理、监控。而一个由一群居民共同使用的街头小店，因小店老板可以让邻居们免费张贴广告、帮助临时代管钥匙、短期放置物品等，从而让许多原本只是彼此熟悉的陌生人在匿名性的城市里感受到难得的信任、温情和轻松。社区营造、城市设计乃至城市规划，应考虑如何在公共空间、设施供给上给（熟悉的）陌生人之间的交互提供物质环境上的保障，是非常重要的课题。

在哲学层面，城市社会学家卡斯特（Castells）虽然没有直接把熟悉的陌生人作为研究对象，但他认为，不仅仅是城市规划、交通规划，甚至是整个城市和区域系统，都在反映甚至于本身就是各种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包含熟悉的陌生人这种特殊关系）的集合。他说：“空间的转变必须当作是社会结构转化的具体化。换言之，我们必须结合所考虑的空间单元、研究的要求，看到社会结构是由根本性的社会过程构成，空间的转变其实是社会结构的空间表达和具体化。”

熟悉的陌生人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也影响着社会结构、社会构成，反映出某时某地的空间单元的特征，以及人们在这些空间里的行为特点、生活品质和未来前景。

举例而言，米尔格兰姆所关注的“熟悉的陌生人”，很大程度上是指纽约近郊那些经常到纽约市中心的通勤人群。这些人和那些住在纽约市中心的人，可能就是完全不同的人群。如果没有合适的机缘和场所，这两类人群可能不会有任何交集，更不要说形成熟悉的陌生人关系，进而发生有意义的交互。但对于社会中的许多人而言，后一种关系所产生的交互极其重要，甚至影响到其一生的命运。

以美国耗资数十亿美金的“HOPE VI”公共住房项目为例，尽管人们对于是否把投资聚焦于住房、社区的物质基础设施建设有分歧，但是人们普遍认为，要提升遍布全美的中低收入居民的生活品质，改变他们的命运，这就需要关注他们身边是否有友善、富有和上进的邻居和朋友。那些邻居和朋友会提升他们的社会网络品质，让他们获取更有价值的信息和知识，进而让他们有机会“逆袭”，升上更高的社会阶层。

总结“HOPE VI”的一个经验就是：如果那些更有社会、经济地位的居民，不愿意或者不能够与中低收入的居民居住、工作、生活在一起，并与他们形成包括熟悉的陌生人在内的复杂的社会关系和交互，那么后者的命运很难改变。如何协调好“社会关系—社会过程—空间转变—人力（社会）资本提升”这几者之间的关系，决定了“HOPE VI”这类由国家开展的耗资巨大的大项目的成败得失。谁会成为熟悉的陌生人，在何时、何地成为，就有了更多的意义。

03

熟悉的陌生人：已有的知识

尽管熟悉的陌生人有着上述提及的各种意义，但是既有的文献对它的系统研究还相对零散。然而，既有文献揭示了熟悉的陌生人与人们的活动模式，同时在场（Co-presence），知识创造和溢出，定制式服务和产品，现实和虚拟世界的安全、风险等，都与其有密切的关系。

也许存在着简化处理已有复杂研究的风险，但笔者还是试图把已有关于熟悉的陌生人的知识总结为四个板块：一是作为规律性的一种模式；二是作为同时在场的子集；三是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关系、特殊的风险与机遇；四是作为公共场所流传性疾病防治的一个分析框架。

3.1  作为规律性的一种模式

这部分研究首先关注的是如何去认识、定义和量化城市里人们大量的相互遇见，特别是偶遇（Encounter）和同时在场的规律。

Sun 等基于新加坡公交刷卡数据，识别了潜在的熟悉的陌生人—那些至少两次同时在同一台公交车上出现的乘客（称为“偶遇”）。这些乘客出行的规律性决定了他们偶遇的概率。大多数的偶遇其实是发生在某一天当中的同一时刻。

与 Sun 等的研究类似，Geng 和Yang也认为，熟悉的陌生人是“人类机动性”（Human Mobility）的一个重要维度，它对于基于地点的服务质量、移民融入、疾病流传学研究、灾后重建和企业家精神传播等都有意义。他们没有特别研究熟悉的陌生人，但通过分析公交刷卡数据，指出时间上不相关的熵，可以用于揭示快速公交线路上乘客运动轨迹的时空特征，进而识别偶遇的乘客。

Zhou 等则把熟悉的陌生人定义为：那些在不同日期的同一个时间点重复使用某个或某对站点之间的地铁线路的乘客。他们利用北京的公交卡对这些熟悉的陌生人进行量化、可视化，并简要、定性地指出他们与建成环境、交通拥挤、道路网络等的关系。

 Liang 等则认为人际关系有四种：熟悉的陌生人、介于朋友和熟悉陌生人之间的人 (In-role)、朋友和陌生人。有了这样的认知后，他们搜集和阅读了大量的相关文献。基于这样的工作，他们认为既有的文献在如何有效地识别熟悉的陌生人方面几乎是一片空白。他们因此提出了“熟悉的陌生人分类器”（Familiar Stranger Classifier），来帮助人们识别熟悉的陌生人。要理解这个分类器，就要额外理解两个重要概念：偶遇规律性和时空熵。前者描述的是人群里两两偶遇的模式，后者描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时空关系和其背后体现的社会关系。基于这两个概念，他们把熟悉的陌生人定义为：偶遇的、但社会关系随机的两个人。他们利用多个大学的网络数据，研究了现实世界里熟悉的陌生人的特点。

研究发现：第一，对于个体，熟悉的陌生人的数量是有限的，但大于 150 个；第二，熟悉的陌生人之间更容易形成结构稳定的偶遇网络并产生更高的偶遇频率；第三，熟悉的陌生人两次连续偶遇的时间差，如果描绘成散点图，并不是一种在散点图尾部密集的分布。

换言之，熟悉的陌生人的两次偶遇，时间间隔不会特别长或者特别短，而是在两者之间。熟人之间反而会出现要么很久不见，要么经常见面。此外，因为时间差的分布规律，也意味着熟悉的陌生人会成为那些我们在需要帮助时比亲人和熟人更可能当时就在身边的人。

3.2  作为同时在场的子集

这部分研究让我们知道了更多熟悉的陌生人的社会、经济意义。无论我们如何定义物理世界里的熟悉的陌生人，同时在场都是它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换言之，同时在场的人们是熟悉的陌生人的母集。

长期以来，同时在场吸引着社会学家和其他临近科学如社会地理学、社会心理学研究者的关注。同时在场有两大维度：与他人在一起的一种方式、与他人在一起的感觉。前者强调的是限制或者促进人们交往的物理因素，后者则是主观上与他人在一起的体验。目前看来，城乡规划更多的是关注前者，对于后者的关注不多。而后者，即人们在某个场所同时出现时的感受，更可能是我们打造建成环境的目标所在。

广义上，我们也可以把同时在场认定为以下五种临近性中的一种或者几种：认知的临近性、组织的临近性、社会的临近性、机构的临近性、地理的临近性。以上五种临近性不是相互排除的，它们之间的交叉和交互作用，是我们理解诸如知识创造、扩散和基于知识的经济发展等概念的关键。

对于给定的社会，例如英国这种多元的社会，同时在场和重复的同时在场的地点和频率，还有着非常重要的政策和规划意义。

在共享成为主题的当今社会，新的共享办公空间不断涌现。与这些空间相关的工作者，以及工作者与不同空间（场所）之间的关系，也正发生着巨变。例如，一个工作者有可能在不同的工作日有不同的同事、不同的办公地点。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再以一个人只有一个单位、一个办公地点这样的基本假设去做城市（交通）规划，将存在着大量的漏洞甚至误判。

而在基于知识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之下，那些有意无意安排的偶遇（包括熟悉的陌生人这种形式），也将成为（潜在）推动和增进知识创造的新形式 。而城市里日复一日不断重复的，在新的地铁站、高铁站、高楼大厦等空间里，具有规律性的、海量的空间移动及停驻，也制造出越来越多的熟悉的陌生人关系：我们彼此只是脸熟，从未有过交流，但我们已经把彼此视作城市环境和景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在适当的地方、适当的时间出现，是我们感觉生活如常的心理保障。没了他们的出现，很多人会感到失落乃至不安。这就如同我们突然跨越本已熟悉的环境和场所，进入到一个尽是生人面孔的场所。

如果我们采纳米尔格兰姆关于“熟悉的陌生人”的定义，人们在时空上的同步出现（同时在场），就能够潜在地产生熟悉的陌生人关系。这种同步出现，既可以运用传统的数据如照片、现场调研去识别和量化，也可以使用新的数据如带地理坐标的网上共享照片去识别和量化。无论是采用哪种数据和分析方法，大量可重复的同步出现、同时在场（包含熟悉的陌生人）已经是城市生活的日常。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更好地认识它们，也就是更好地认识了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城市，也有可能带来新的社会交互和关系。例如在高铁站经常碰到的人，如果条件许可，也许可以一起喝咖啡，谈谈共同感兴趣的话题，甚至导致新的合作机会产生。

3.3  新的（社会）关系、特殊的风险与机遇

这部分的研究工作，侧重于研究虚拟世界里熟悉的陌生人带来的社会和经济意义。单就数量而言，关于这部分研究的文献是最多的，这也许是因为类似于脸书、推特、微信、微博的社交工具的应用，极大地扩大了人们的社会网络，大量全新的社会关系正在逐渐演化并形成，如粉丝、转帖者、跟帖者、留言者等。

在这些关系中，虚拟世界里的熟悉的陌生人也在不断涌现，与现实世界相比，虚拟世界里熟悉的陌生人有着全新的特点、内涵和外延。研究者们当然看到了这些，并试图给出虚拟世界里的熟悉的陌生人的定义、研究框架和思路。

比如阿加瓦尔 (Agarwal) 等对虚拟世界里的熟悉的陌生人的定义是：他们是相互不认识的人，但从网络给出的信息看得出，他们有一些共同特征，如兴趣、职业和所处的地理位置等相同。当我们有办法把虚拟世界里的熟悉的陌生人聚合并进行研究时，就会对决策产生很大帮助。

例如当我们知道熟悉的陌生人的某些特点时，他或她所属的团体往往也会具有类似的特点。这样，我们可以打造出更加有针对性的产品或服务，甚至是打造共同进退的社会网络。由于群体效应，属于某一个群体的熟悉的陌生人，也可以集体被吸引参加某些活动。这对于那些苦于找不到民众参与社会调研的城乡规划师而言，也许是个不错的机会。

例如在网络上同时喜欢某个偶像的粉丝，彼此就可能是熟悉的陌生人。如果其中几位粉丝参与了偶像推荐的线上调研，并在社交网络里“广而告之”，那么很有可能其他粉丝也会纷纷跟进。当然，虚拟世界里熟悉的陌生人，也会带来额外的风险。例如那些喜欢在朋友圈乃至不设防的网站上晒照片、晒个人信息的熟悉的陌生人，会给自己带来信息泄露的风险。

3.4  作为公共场所流传性疾病防治的一个分析框架

公共场所流传性疾病，让不同行业、不同专业的人士，对其防治和相关技术分析框架及方法，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实际上，熟悉的陌生人特别是处在社会网络核心的熟悉的陌生人的概念及其拓展，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分析框架，甚至是成为流传性疾病控制的技术路线。

比如，流传性疾病需要有所谓的“零号病人”。理论上讲，如果这个“零号病人”及其密切接触者没有得到及时的识别和管控，那么疾病会以一个无边界、无法确定规模的社会人际网络方式传播下去。如果“零号病人”是社会网络的核心，即存在大量熟悉的陌生人，也就有大量重复性密切接触的人群，那么疾病传播的范围会因为后者的存在和活动变得非常难以控制。

对此，已经有研究者把人际接触，特别是围绕某些特定个体的人际接触作为一个核心概念，来研究在特定的地铁路线使用中，人际接触发生的时空特征是怎样的，而在流行疾病暴发时，为了减少人际接触（也包括熟悉的陌生人的接触），地铁线路规划、营运应该如何应对。

04

熟悉的陌生人的影响因素与外延

综上所述，我们已经讨论了熟悉的陌生人在社会、经济、安全、健康等方面的意义和影响。如果我们想更好地发挥这些意义并管控那些正面、负面的影响，那么我们必须关注究竟是哪些因素影响了熟悉的陌生人的数量，其存在概率和分布是怎样的。

对于城乡规划者而言，需要特别关注影响现实世界里熟悉的陌生人的（物理）因素，以及熟悉的陌生人可能存在的外延。遗憾的是，既有文献并没有直接谈及这些因素和外延。笔者根据已有文献，认为这些因素、外延可以分为四类：空间结构、个人属性、人口分布、交通网络和公共政策。

4.1  空间结构

对于经济学家而言，空间结构就是发展的格局，这种格局受到公司之间相互关系和集聚经济效应的影响。空间结构与居民每日的活动相关，特别是工作场所与通勤的关系密切。

一方面，这些活动构成了居民活动的时空框架。在这个框架之内，有很多不同的人际关系，它们带来了人与人之间的交互，进而带来城市的变化。熟悉的陌生人，就是人际关系中特殊的一种。米尔格兰姆描述的熟悉的陌生人，就是一群火车乘客由于通勤而结成的熟悉的陌生人的关系。

当然，更重要的是，理解那些活动、关系以及它们所发生的时空要素，是我们理解城市和区域的重要前提。如前所述，那些关系也影响着社会结构，反映出某时某地的空间单元的特征，以及人们在这些空间里的行为特点、生活品质，乃至未来前景。

对于社会学家和地理学家而言，空间结构常常意味着空间隔离；而空间隔离是许多城市常见的社会现象，也是多学科学者们重要的研究对象。在城市里，社会隔离是社会群体对空间的隔离使用。这种使用背后的原因非常复杂，涉及了社会、经济和文化各个方面。

一方面，因为社会、空间的隔离使用，社会成员有可能很难同时在场或偶遇，也就无法成为熟悉的陌生人关系；另一方面，一部分社会成员主动进行空间移动，聚集于某些共同地点，这也让他们能够同时在场、偶遇或成为熟悉的陌生人。

与同时在场、偶遇不同，熟悉的陌生人是发展出其他更复杂、更有意义的社会关系的关键一步。如果没有这一步，人与人之间的交互、交互的总人数将有局限，那么与之相关的城市感受、城市变化也是不可能发生的。

例如那些坐落于街头巷尾的小花园，如果一直只是被大爷大妈用于跳广场舞，那么临近社区的青年男女谈恋爱、朋友之间的闲聊就可能无处可去。久而久之，小花园及其临近地区就无法支撑起咖啡馆、小卖部、小饭店等针对后者建设的设施。此外，即使是外来的访客，可能也会觉得小花园索然无味。

4.2  个人属性

诸如收入、偏好等个人属性，影响着社会（空间）的隔离和人们的选择，例如对交通方式的选择。因此，个人属性间接影响着人们之间偶遇的次数和概率。例如一个以驾车方式上下班的富裕员工，将很难在其上下班路上碰到一个以公交通勤的员工。

当然，不同的人也会有截然不同的日常行为特点，这让他们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数量出行。这些特点深刻地影响着人们之间的偶遇，例如在某一公交车上的偶遇。这些偶遇，是从未谋面的人们变成熟悉的陌生人的必要条件。

熟悉的陌生人，则更可以被看作是人们活动的有规律的、机动性的重要表征，是“一种被人们的内在属性和个性所激发的特别的人的举动或行为……”。对于城乡规划者而言，要思考居民构成、土地利用、片区功能等的复合形态，是否有助于更好地帮助不同背景的居民结成新的社会关系，这些关系有助于提升他们各自的生活品质和社会资本。

4.3  人口分布

格莱泽（Glaeser）视面对面的交互，以及其他一些要素，如人力资本、沟通、建成环境、密度和职业网络等为集聚和溢出效应的前提条件和增效器。当然，对于一部分喜欢乡村生活方式的民众而言，高楼大厦、密集的人口和企业营造出一种压抑的氛围；但后者促进了人们面对面交互的概率。

熟悉的陌生人是一种特别的面对面的交互：人们彼此观察，但没有对话。这种特别的交互，让人们省时省力。想象一下，如果一节火车车厢里都是熟人，那么每天要向这些人打招呼，自己的一举一动或许会被熟人监视，对部分人来说，这也是一种负担。

换言之，一方面，高密度的城市、社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让人们能够面对面地交互；另一方面，由于熟悉的陌生人带来的诸多益处，很多城市、社区居民仍然偏好匿名性，以及长期地把彼此当做熟悉的陌生人。

然而，当我们想让城市产生更多的创新、更多的知识时，如何将匿名性和熟悉的陌生人变为合作者，就是不可避免的问题了。这就要求我们在密度、设施和人们合理的交互之间找到合理的平衡点。这种平衡将是城乡规划学、社会学等学者们未来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4.4  交通网络

类似于新加坡、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数以万计的民众采用公共交通作为出行工具，公交出行是越来越多人的生活日常。一些学者如 Sun 和 Zhou 等，已经发现这种民众因通勤而出现的经常性偶遇，就类似于从前乡村里人们在水井旁、田间地头的偶遇。

也可以预见，这些偶遇也在不停地制造和强化那些乘坐、使用同一公交站、地铁站和地铁线路的熟悉的陌生人。学者们证实了这些偶遇（包含熟悉的陌生人）的次数和概率在不同的站点和线路上有着很大的异质性。

同时，即使对同一站点和线路，偶遇的次数和概率也是不一样的。如何更好地理解那些偶遇、熟悉的陌生人，将有助于更好地构建乘客间的关系，也将有助于挖掘和发挥“街道眼”和“街头小店”那样的功能，让公交这种出行方式变得更加安全和有温情。

4.5  公共政策

公共政策对熟悉的陌生人乃至更高阶的社会关系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以美国为例，在 20 世纪 60 年代种族隔离政策彻底被联邦政府废除之前，黑人有黑人专门的居住区、学校、教堂，等等。那么，很多黑人终其一生，可能都是在黑人的圈子里，也就不可能和其他族裔的人形成熟悉的陌生人和更复杂的社会关系，例如好友、夫妻。

诞生于种族隔离政策被废除之后的“HOPE VI”项目，也有不少资金被用于发放住房租金补贴，这使得到补贴的居民可以自行选择去哪里居住、就学。可以说，那些得到补贴搬离了原来社区的居民，获得的不单单是更好的住房、学区，更重要的是新的邻里关系（含邻居、熟悉的陌生人、朋友等）、师生关系、社会资本等。

在我国的情境下，老旧社区改建，是否需要考虑两种可能性：一是就地帮助改善居民的物质生活环境，不改变他们既有的邻里关系；二是为部分居民提供到另外的地点居住的机会，这些地点可能更加方便这些居民进行创业（如开店）、就业、就学等活动。这两种可能性都应该以居民长期福祉的最大化为前提加以认真考虑。

综上所述，同时在场、偶遇、熟悉的陌生人，是从母集到子集逐步变小的一系列集合，同时，它们也都是城市里常见的现象，是研究者们已经关注并会越来越关注的对象。它们是很多更复杂的社会关系、社会交互的起点，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时某地空间单元的特征，以及人们在这些空间里的行为特点、生活品质和未来前景。

因此，它们对于认识城市、城市规划，乃至对管理城市、社区，传播政令、社会动员等，也有着很多重要的意义和影响。然而，已有的研究并没有提供给我们足够的知识。但可以预见，当我们更深入、更系统地开展关于它们的研究时，我们将能有许多全新的视角去理解、研究和管理城市、社区，从而改善人们对城市的感受，提升城市物质建设的品质，辅助建立新的人际关系，让城市、社区信息流动更顺畅，进而促进社会资本形成、优化人际交互，并提高知识创造和基于创新的经济发展水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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